2012年12月18日 星期二

舊生飯局

每年的這段時間,常會看見一堆穿著大學畢業袍的學生會回到母校跟老師拍照留念。

我在這所學校任教的時間只有數年,所以只有幫忙的份兒。不過,上星期倒是跟零三年當中三班主任的那些舊生吃飯聊天。

他們也畢業了,今年第一年到社會做事。為甚麼會無故找上我這個咸豐年前的班主任呢?話說每次跟學生外出吃飯,我都會請客,然後我會說:將來用你自己賺回來的錢再請我吃飯,不要拿爸爸媽媽給你的零用錢請我。我當然沒有傻得把這句話當真,但這些年下來,的確有不少舊生透過電郵、電話或面書跟我聯繫,說希望用自己賺回來的錢請我吃頓飯。

不是不感動的。

中三在一個人的人生中只是那麼一丁點的部分,當年我既非高中老師,中三以後,與所有學生已無課堂上的聯繫。然而,當他們會考放榜,高考放榜,甚至出外工作,仍然會致電給我這個過氣班主任。儘管我轉換了工作場所,他們還記住當天我的那句鬼話。

那些亭亭玉立的職場新鮮人,早已長得跟我一般高,而且到了會跟我共事的年紀。聽著他們的近況,那十年的光陰就在席間用三言兩語帶過去了。外貌改變,彼此的身份改變,唯一不變的,是那份爭著和老師合照的純真與真摯的師生情誼。

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

學習的不同階段

學生參加懲教辦的多元智能挑戰營,整體感覺跟消防辦的很不同。

消防整體比較有趣,能穿防火衣射水喉,爬黑箱,懸繩下降……懲教卻比教著重職員與學生對談,操練也不嚴格,相較消防那種軍訓式的操練,相去甚遠。

學生的改變比過往參加消防營來得少,當然,背後有不少變項,單把責任歸於懲教的安排,絕不公道。不過,教學生的長官,都是很有heart 的教官。有一晚,教官說了四句很玄的話,不要說學生,有些老師也不明白,教官沒有解釋,但只要參透了,其實就是學習的過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當然,由無知走向全知是很渺茫的事,但至少,一般人若能到達第三階段,才能虛心學習,不以小聰明自傲自滿。

學生如真的了悟,則這個挑戰營絕對能改寫他們的一生。

2012年10月22日 星期一

中一級

今年我並沒有任教中一級,感覺上有點可惜,因為他們的名字,無論乖的壞的,都會在學校談上六年。如果你在剛入學時認識他們,這六年間的轉變,實在會令人大嚇一驚--有時候,老師也會在畢業禮落淚,為的就是這個緣故--那個氣人的壞孩子終於長大,成了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

作教師的,就是一直經歷著媽媽的過程。當然,我們不用懷胎十月,不必夜半起床餵食,可是我們同時間照顧的,是數十個處於青春期,既反叛又情緒化且多愁善感的青年人。我們跟他們相處的時間,跟他們一起經歷的事,恐怕比一般忙工作的父母還要多。假期過後,看見他們長高了,長大了,那種安慰與喜悅,相信與父母相距不遠。

那些中一的男孩子最野。他們剛從小學上來,把小學的文化,家裏的壞習慣都帶到學校來,百花齊放,教這些小人兒最吃力:他們不要聽你的,除非你吆喝斥罵。

然後,有天一覺醒來,你發現他們變成了會身高六呎的小紳士,下課後到自修室去為文憑試做準備。

我很愛與同事談起學生的變化,雖然事成不一定在我,但那種想當年,雨過天晴的感覺,也能轉化成教學的動力。

2012年9月25日 星期二

癌症來了

八月下旬,我因為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俗稱大頸泡)而進行全甲狀腺切除手術。老實說,手術前醫生已詳細告知我有關手術的風險。六小時的手術,簡單歸納,風險就是聲帶永久性受損及死亡。

這幾年,接受過大大小小的手術共六次,但卻沒有一個令我覺得有威脅。反倒是失聲這回事,讓我覺得比死亡更恐怖。這代表我有可能失去我唯一熟悉的工作——想到這裏,失業又比死亡更可怕一點。

手術後,聲帶只像有點感冒,醫生說時間會治好它。可是醫生卻告訴我,在已切除的甲狀腺內找到癌細胞。甚麼?癌?甲狀腺癌?故事的發展可真夠峰迴路轉。經轉介後,第二天早上,我已坐在全港治療甲狀腺癌的權威醫生的診症室內。

「你的甲狀腺癌細胞長度是多少多少,距離甲狀腺的邊沿有多少多少,擴散及復發的機率是多少多少,你可以採取的治療是多少多少……」這些數字,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安慰。反倒是我媽,醫生說「45歲以下發病者10年內存活率有96%」,她說:「好,至少不會死。」當你滿以為告一段落,醫生又說:「必須定期檢查有否復發,甲狀腺癌十多年後復發也是常見的情況。」

這陣子跟朋友見面,大家劈頭就問「身體好嗎」,學生見著我頸上明顯的疤痕,也變得很乖很聽話。有些朋友安慰我說:「甲狀腺癌是最溫和的癌症。」對,我爸就是在今年一月因甲狀腺癌擴散至淋巴而息勞歸主的。

我也曾有同事因癌去世,報章也有不少關於《帶著血癌到法國(醫院)流浪》的教師的報導。老實說,我想像不到自己能這樣堅強。只願在未來的日子裏,我能忘掉一切癌症的夢魘,繼續走進課室跟無憂無慮的孩子講課說笑。

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關於補習這回事

自幼家貧,故中學時代我已全身投入補習事業,大學時代,有策略的向同一座樓宇埋手,補習時間從星期一至日均排得密密麻麻,那時候我已能月入破萬,作為大學時的書簿雜費以及零用錢。直至今天,我已從中學時代的託管式補習變成專業級的奪A升grade 式的私人補習,時薪當然也隨著自己的教學年資及專業資格大幅上升。

中學時代,所謂的私人補習,只是替小學生檢查功課,溫習默書,家長的要求也不高。大抵只要考試小測有個人替子女溫習,家長也就滿意了。四五十塊錢,半託管半溫習,也算值得。大學時代,家長對補習的要求略有不同:他們希望大學生能令其子女於英文科有所增益。正因為對補習老師有要求,所以他們不介意多付幾十塊錢,聘一個英文成績達至某個水平的大學生。家境越好,對補習老師的英文水平越高。而一般家庭則只要求補習老師是大學生便行,不會查核補習老師的高考成績。

及至成為檢定教員,補習的對象又有了很大的轉變。會花較高時薪也要聘請在職教師的,已經不需要託管式的補習。他們要的是成績上的明顯改善,要求正增值或補底以達至合格水平。通常這類家長又分成兩類:付錢要有成效與付錢後心安理得,不理會結果。前者認為,我付數百元的時薪,子女的成績沒有突飛猛進,覺得不值得,常有微言。成效慢,是老師揼波鐘,沒盡力。這類家長多不合作,抱著今天付錢明天子女便會考第一,實在難頂。後者則認為他已付錢,能做的都做了,若子女的成績沒有進步,他也沒法,因他已盡了一己之責。這類家長,雖沒有咄咄逼人之態,但子女也大多難有寸進。

作為時薪四五百元的紅牌阿姑,我也是很挑客人的。地點不近不補,家長不好不補,而且鐵價不二。當然,覺得我不值大可炒我魷魚,若補了一段時間,學生成績沒有改善,我甚至可承諾原銀奉還,分文不收。這些年來,我只遇過家長要給我額外的獎金,而從沒被炒過一次魷魚。補習社曾給我介紹一位於一個月內換了六位補習老師的麻煩家長,他每堂均要旁聽,而且要求老師寫教學計劃。我嘛,一補就是兩年。後來因病推辭不幹,他竟願意付我來回的士車費五百大元,為的是希望我能繼續替他工作。

我之所以會一直補習,其實也是為了收集情報。會花這麼多錢補中文科的,大多是子女就讀於英中名校者。接觸他們越多,越能發現這些學校的老師有多hea。而這些家長,開明以及合作程度比從前提升了不少。他們了解子女的問題所在,並配合老師所訂的策略及方向,當然,最後得益的也是自己的子女。

數年前,某大連鎖補習社邀請我加盟,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喜歡接觸學生,沒想過把教育變成一門生意。我的教法會因應個別學生的水平而調整,所以數百人的課,我不會教。更何況我沒有資金在巴士報章賣廣告,沒有知名度,補習社只會給我最差的時間。收不到學生,一萬元的底薪實在難以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看來,習慣安穩的我還是當不了月入千萬的補習天王的了。

2012年9月14日 星期五

最苦與最樂(最樂篇)

這十一個年頭,教書生涯中的樂可不少:學生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自己任教的班級表現比其他班別好;他們贏得各項比賽的獎項;學生因我的課外活動受到政府官員的嘉許,還登上了教育版;他們改邪歸正;他們畢業後回來探望我;他們結婚生子開枝散葉,甚至在醫院遇見當上護士的舊生,都教我高興不已。

那最樂又是甚麼呢?最樂的,是學生喜歡上我的課。比起上面所說的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實正是如此。就算把這份滿足感與公積金的供款結算表比較,我還是覺得學生喜歡上我的課給我更大的滿足感。學生一句:我想每天九節課都是中文課!又或是,如果我校要辦星級精英班,通識科一定要x老師任教才行!哇,那股甜,抵得上一次過吃下三條能得利果汁軟糖。這是教學工作與其他工種其中一個不同之處--你的工作對象,無論多壞,他們總多多少少保有一點真,一份赤子之心。這些話,大多是從其他任教老師口中傳回來的,那些孩子,並不是要存心討好我,事實上,他們上課常常把各科的老師弄得死去活來 。
於是,他們那份真,又把這份滿足感倍增。像男朋友突然送上驚喜,讓女伴把他平日的扣分項目忘得一乾二淨,捨不得生他的氣。學生送來的禮物書信字條,其實遠遠及不上他說一句:我希望每一節都是你的課。


寫著寫著,嘴角仍會不自覺泛起笑意。熬夜的批改課業、備課、設計工作紙……一切的苦都憑著這些小毛頭不經意的一句話帶我年復年的撐過去了。

2012年9月12日 星期三

最苦與最樂(最苦篇)

作為一個教書匠,最苦的可算是遇上問題家長了。孩子沒有學習動機,我還可以跟他交個朋友,如他上一節做人的課,替他找出自己的興趣,然後工作或是轉讀其他以實用為主的課程,其實很易解決也很好解決。因為他對上課沒有興趣,又得每天乖乖上課,困在監牢每天聽老師如佛經機般喃嘸喃嘸,他自己也很想逃離這個困局,只是苦無辦法,又或是懶於去找個辦法。這時候,只要老師替他想個辦法,他絕對沒有異議,最好能快快解決,免得每天還得應付那些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功課。

最苦的,反而是遇上問題家長。這些家長有三類,一類是千錯萬錯都是老師學校社會的錯,他的子女是受害者。他躲到廁所吸煙是因為老師講課太悶,當你聽到這些理由,還得忍笑不發怒然後跟他講道理,那真夠折騰人。

第二類是所有的錯都是別人先犯錯,我的子女才會跟著犯錯或反擊。不是他先出言侮辱,我的兒子才不會打他。先撩者賤,不對嗎?當你聽到這些歪理,就能明白為甚麼教不好他的兒子,也不難明白你怎樣費力也很難把他的兒子教好。

第三類是大話連篇的家長,表面是是是是是,其實跟子女說的是另一回事,替子女隱瞞,造假。子女犯事我們已經要查要問,有了眉目再見家長,可是家長又再給我們另一份口供,或供出其他罪案,意圖或企圖轉移視線,減輕子女的罪責。

每遇到這些家長,面見時間就會大大增長,一耗就是兩三小時,更甚者,先在電話討論三小時,面見時再耗五小時,務求以持久戰擊敗老師。這些家長,就連訓輔主任也大呼怕怕。

倒是校長有他的一套。每次吵得要見校長,校長都會盡量接見,但必須另外再約日期,不能說見就見。見面時,全程由訓輔老師筆錄重點,會面後朗讀,雙方同意後簽名。校長多以學校整體方針而不以個別案件作討論,重申學校政策,若老師的處理方法依校規處理,大多維持原判,而且不必發還重審。倘若家長不服,校長會請他們考慮轉校或向教育局投訴。我校至今沒有家長到過教育局投訴,真也是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