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來了

八月下旬，我因為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俗稱大頸泡)而進行全甲狀腺切除手術。老實說，手術前醫生已詳細告知我有關手術的風險。六小時的手術，簡單歸納，風險就是聲帶永久性受損及死亡。

這幾年，接受過大大小小的手術共六次，但卻沒有一個令我覺得有威脅。反倒是失聲這回事，讓我覺得比死亡更恐怖。這代表我有可能失去我唯一熟悉的工作——想到這裏，失業又比死亡更可怕一點。

手術後，聲帶只像有點感冒，醫生說時間會治好它。可是醫生卻告訴我，在已切除的甲狀腺內找到癌細胞。甚麼？癌？甲狀腺癌？故事的發展可真夠峰迴路轉。經轉介後，第二天早上，我已坐在全港治療甲狀腺癌的權威醫生的診症室內。

「你的甲狀腺癌細胞長度是多少多少，距離甲狀腺的邊沿有多少多少，擴散及復發的機率是多少多少，你可以採取的治療是多少多少……」這些數字，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安慰。反倒是我媽，醫生說「45歲以下發病者10年內存活率有96%」，她說：「好，至少不會死。」當你滿以為告一段落，醫生又說：「必須定期檢查有否復發，甲狀腺癌十多年後復發也是常見的情況。」

這陣子跟朋友見面，大家劈頭就問「身體好嗎」，學生見著我頸上明顯的疤痕，也變得很乖很聽話。有些朋友安慰我說：「甲狀腺癌是最溫和的癌症。」對，我爸就是在今年一月因甲狀腺癌擴散至淋巴而息勞歸主的。

我也曾有同事因癌去世，報章也有不少關於《帶著血癌到法國(醫院)流浪》的教師的報導。老實說，我想像不到自己能這樣堅強。只願在未來的日子裏，我能忘掉一切癌症的夢魘，繼續走進課室跟無憂無慮的孩子講課說笑。

關於補習這回事

自幼家貧，故中學時代我已全身投入補習事業，大學時代，有策略的向同一座樓宇埋手，補習時間從星期一至日均排得密密麻麻，那時候我已能月入破萬，作為大學時的書簿雜費以及零用錢。直至今天，我已從中學時代的託管式補習變成專業級的奪A升grade 式的私人補習，時薪當然也隨著自己的教學年資及專業資格大幅上升。

中學時代，所謂的私人補習，只是替小學生檢查功課，溫習默書，家長的要求也不高。大抵只要考試小測有個人替子女溫習，家長也就滿意了。四五十塊錢，半託管半溫習，也算值得。大學時代，家長對補習的要求略有不同：他們希望大學生能令其子女於英文科有所增益。正因為對補習老師有要求，所以他們不介意多付幾十塊錢，聘一個英文成績達至某個水平的大學生。家境越好，對補習老師的英文水平越高。而一般家庭則只要求補習老師是大學生便行，不會查核補習老師的高考成績。

及至成為檢定教員，補習的對象又有了很大的轉變。會花較高時薪也要聘請在職教師的，已經不需要託管式的補習。他們要的是成績上的明顯改善，要求正增值或補底以達至合格水平。通常這類家長又分成兩類：付錢要有成效與付錢後心安理得，不理會結果。前者認為，我付數百元的時薪，子女的成績沒有突飛猛進，覺得不值得，常有微言。成效慢，是老師揼波鐘，沒盡力。這類家長多不合作，抱著今天付錢明天子女便會考第一，實在難頂。後者則認為他已付錢，能做的都做了，若子女的成績沒有進步，他也沒法，因他已盡了一己之責。這類家長，雖沒有咄咄逼人之態，但子女也大多難有寸進。

作為時薪四五百元的紅牌阿姑，我也是很挑客人的。地點不近不補，家長不好不補，而且鐵價不二。當然，覺得我不值大可炒我魷魚，若補了一段時間，學生成績沒有改善，我甚至可承諾原銀奉還，分文不收。這些年來，我只遇過家長要給我額外的獎金，而從沒被炒過一次魷魚。補習社曾給我介紹一位於一個月內換了六位補習老師的麻煩家長，他每堂均要旁聽，而且要求老師寫教學計劃。我嘛，一補就是兩年。後來因病推辭不幹，他竟願意付我來回的士車費五百大元，為的是希望我能繼續替他工作。

我之所以會一直補習，其實也是為了收集情報。會花這麼多錢補中文科的，大多是子女就讀於英中名校者。接觸他們越多，越能發現這些學校的老師有多hea。而這些家長，開明以及合作程度比從前提升了不少。他們了解子女的問題所在，並配合老師所訂的策略及方向，當然，最後得益的也是自己的子女。

數年前，某大連鎖補習社邀請我加盟，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喜歡接觸學生，沒想過把教育變成一門生意。我的教法會因應個別學生的水平而調整，所以數百人的課，我不會教。更何況我沒有資金在巴士報章賣廣告，沒有知名度，補習社只會給我最差的時間。收不到學生，一萬元的底薪實在難以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看來，習慣安穩的我還是當不了月入千萬的補習天王的了。

最苦與最樂(最樂篇)

這十一個年頭，教書生涯中的樂可不少：學生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自己任教的班級表現比其他班別好；他們贏得各項比賽的獎項；學生因我的課外活動受到政府官員的嘉許，還登上了教育版；他們改邪歸正；他們畢業後回來探望我；他們結婚生子開枝散葉，甚至在醫院遇見當上護士的舊生，都教我高興不已。

那最樂又是甚麼呢？最樂的，是學生喜歡上我的課。比起上面所說的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實正是如此。就算把這份滿足感與公積金的供款結算表比較，我還是覺得學生喜歡上我的課給我更大的滿足感。學生一句：我想每天九節課都是中文課！又或是，如果我校要辦星級精英班，通識科一定要x老師任教才行！哇，那股甜，抵得上一次過吃下三條能得利果汁軟糖。這是教學工作與其他工種其中一個不同之處－－你的工作對象，無論多壞，他們總多多少少保有一點真，一份赤子之心。這些話，大多是從其他任教老師口中傳回來的，那些孩子，並不是要存心討好我，事實上，他們上課常常把各科的老師弄得死去活來 。
於是，他們那份真，又把這份滿足感倍增。像男朋友突然送上驚喜，讓女伴把他平日的扣分項目忘得一乾二淨，捨不得生他的氣。學生送來的禮物書信字條，其實遠遠及不上他說一句：我希望每一節都是你的課。


寫著寫著，嘴角仍會不自覺泛起笑意。熬夜的批改課業、備課、設計工作紙……一切的苦都憑著這些小毛頭不經意的一句話帶我年復年的撐過去了。

最苦與最樂(最苦篇)

作為一個教書匠，最苦的可算是遇上問題家長了。孩子沒有學習動機，我還可以跟他交個朋友，如他上一節做人的課，替他找出自己的興趣，然後工作或是轉讀其他以實用為主的課程，其實很易解決也很好解決。因為他對上課沒有興趣，又得每天乖乖上課，困在監牢每天聽老師如佛經機般喃嘸喃嘸，他自己也很想逃離這個困局，只是苦無辦法，又或是懶於去找個辦法。這時候，只要老師替他想個辦法，他絕對沒有異議，最好能快快解決，免得每天還得應付那些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功課。

最苦的，反而是遇上問題家長。這些家長有三類，一類是千錯萬錯都是老師學校社會的錯，他的子女是受害者。他躲到廁所吸煙是因為老師講課太悶，當你聽到這些理由，還得忍笑不發怒然後跟他講道理，那真夠折騰人。

第二類是所有的錯都是別人先犯錯，我的子女才會跟著犯錯或反擊。不是他先出言侮辱，我的兒子才不會打他。先撩者賤，不對嗎？當你聽到這些歪理，就能明白為甚麼教不好他的兒子，也不難明白你怎樣費力也很難把他的兒子教好。

第三類是大話連篇的家長，表面是是是是是，其實跟子女說的是另一回事，替子女隱瞞，造假。子女犯事我們已經要查要問，有了眉目再見家長，可是家長又再給我們另一份口供，或供出其他罪案，意圖或企圖轉移視線，減輕子女的罪責。

每遇到這些家長，面見時間就會大大增長，一耗就是兩三小時，更甚者，先在電話討論三小時，面見時再耗五小時，務求以持久戰擊敗老師。這些家長，就連訓輔主任也大呼怕怕。

倒是校長有他的一套。每次吵得要見校長，校長都會盡量接見，但必須另外再約日期，不能說見就見。見面時，全程由訓輔老師筆錄重點，會面後朗讀，雙方同意後簽名。校長多以學校整體方針而不以個別案件作討論，重申學校政策，若老師的處理方法依校規處理，大多維持原判，而且不必發還重審。倘若家長不服，校長會請他們考慮轉校或向教育局投訴。我校至今沒有家長到過教育局投訴，真也是個奇蹟。

開學恐懼症候群

暑假完了，很多學生都不想回校，自我當了老師之後才發現，其實一眾老師比學生更不想開學。

學生開學，回到課室打打鬧鬧，沒幾天就適應了上課的日子。老師呢？開學前兩星期就得回校開始朝九晚五的開會生涯。所謂會議，其實又大多沒開會的必要：不少會議只是分工和通傳，更有不少會議主持人早已寫了會議紀錄，開會只是按著那份會議紀錄照讀一次。你會說：不是吧？把文件傳閱不就可以了嗎？到真的把文件傳閱，甚至在內聯網發放給各同事，你會發現，根本沒有幾個人去看。大家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很怪異的文化：在開會時聽會議主持者朗讀會議紀錄，從不檢查郵箱，把文件亂丟，同時又發出「為甚麼我得坐在這兒開會？」的疑問。

兩星期的會議後，學生終於如洪水猛獸般回來了。開學的第一天，就有不少「異見」人士被趕走，不准上學：因為校服儀容標奇立異，必須回家整理並帶同家長回校面見才准回校上課。作為一個訓輔老師，每年更換校服的時間，以及每個長假期之後，我們都要守在校門讓學生逐一到我們跟前檢查校服。長假後的檢查重點是「染髮」、「裙短」、「窄腳褲」，換季的重點是「夏季上衣配冬季裙/褲」。當然，偶爾會發現有零星學生在手指紋了身，穿了舌環鼻環，甚或剪了一個如gem 般超級標奇立異的髮型回校，然後極力和訓輔老師對抗，見家長、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絕上課……這些學生，最後不是退學就是整理好乖乖回校上課，但抗爭的時間長短，要看家長與學生有多大決心捍衛自己的儀容了。

收雜費、派書簿、收發通告……當一切都完成得七七八八以後，就開始正式開始授課趕進度了，如果學校十一月上旬有統測的話，九月中旬，書還沒教一課，老師就已經忙著出卷。接下來的，就是掉入授課改作業補課出卷改卷計分授課改作業補課出卷改卷計分這個循環不息的阿鼻地獄了。

不知何時開始，每年八月中旬，當我在吃飯時嚷著不想開學的時候，我媽就會說：「你又不是學生﹗怕甚麼開學？」唉，其實我覺得開學可怕，是從開始教書那時開始的。